范仲淹的庆历新政，是宋朝对于祖宗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，但是这场改革仅维持了一年多就以失败告终。庆历新政，在改革的同时一直离不开两个字的牵绊，那就是"朋党"二字。守旧派最终用"朋党乱权"的帽子，将范仲淹、富弼等人赶出了朝堂。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，相对于官员政绩，其实更怕的就是朝中大臣互相勾结，结党营私。

但是，范仲淹等人并不认为"朋党"这个说法有何不妥，他们认为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君子之间聚在一起共事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对国家发展很有好处。范仲淹第一次因"朋党"被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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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为人性情耿直，经常与朝中大臣针锋相对。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"爱惹事，也不怕事"。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，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"任人唯亲"。结果吕夷简反咬一口，斥责范仲淹"越职言事"、"引用朋党"、"离间君臣"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由于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屡次立功，加上这几年一直有人上书宋仁宗，希望重新重用范仲淹等人，宋仁宗终于决定重用范仲淹。于是，宋仁宗下诏令，任命夏竦为枢密使，韩琦、范仲淹为枢密副使。

夏竦在陕西带兵时，畏首畏脑，不肯出力，见到敌人能不打就不打，要打也是失败。元昊曾在军中说"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"，也就是说谁抓到夏竦，只给三千文赏钱，以此来讥讽夏竦。

在前线的时候，夏竦经常假装生病，希望朝廷能将其召回。此人不但毫无战功，而且品德也不行。

宋仁宗听完，发现果然有道理，让夏竦担此重任，确实有点丢人，传出去有失国体。于是就又下诏罢黜了夏竦枢密使一职，改由杜衍担任。

夏竦被罢免后，心中有一万个不甘心。于是他就伙同同党，写了一封万言书呈上去。里面的内容几乎全部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污蔑，称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为"党人"，拉帮结派，扰乱朝纲。"朋党"合力推行新政

夏竦的万言书，把朝中重臣直接划分成了两大阵营，一个是以范仲淹、欧阳修、余靖、富弼等人为主的实力派，一个是以夏竦等人为主的守旧派。正直的实力派们表现出了充足的斗志和激情，与守旧派针锋相对，一时间好不热闹。他们认为："盖一邪退则其类退,一贤进则其类进。众邪并退, 众贤并进,海内有不泰乎!"

宋仁宗曾问范仲淹："自古小人结为朋党，也有君子之党吗？"范仲淹回答的很干脆，对"朋党"一词毫无避讳，直接说："朝中大臣，有正有邪，若君子结党为朝廷做好事，这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？"这显然不是宋仁宗想要的答案。

可以这么说，庆历新政从一开始就为失败埋下了祸根，在改革派高调表示自己是"朋党"的时候，虽然前面冠以君子之名，但对于宋仁宗来讲，对此也是十分忌讳的。统治者不会去关心你的"朋党"是不是"君子"，因为一股势力的形成，必然会对其统治根基造成影响。

守旧派一边自己拉帮结派，一边宣称范仲淹等人搞"朋党"，范仲淹等人高调回应，表示自己就是在搞"朋党"。欧阳修以一篇《朋党论》将此事掀上高潮。开篇第一句就是："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"一下就肯定了"朋党"这种关系，可想而知，宋仁宗看到后的心情如何。此时什么新政不新政的已经不重要了，对于宋仁宗来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"朋党之争"。改革往后拖一拖没事，解决"朋党"问题才是重中之重。庆历新政最终失败

庆历新政的推行，严重触犯了一些士大夫的利益。在改革派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同时，也与这些人站在了绝对的对立面。而夏竦其实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一切，他知道改革派对"朋党"之论的高调必然会引起宋仁宗的不满，而在朝中庞大的利益网络中，改革派早已树敌无数，抓住这两方力量便是除掉他们的有效途径。

在夏竦的煽风点火下，守旧派群起而攻之，大肆指责范仲淹等人结"朋党"，"所荐之人皆为朋党"，范仲淹最终也选择了自请外调，随后，韩琦、杜衍等人也都被罢黜。就这样，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。

庆历四年十一月，仁宗颁诏强调"至治之世，不为朋党"。小结
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庆历新政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。其实所谓的"朋党之争"确实自古就有，宋仁宗也很清楚这一点。不仅如此，宋仁宗更是清楚的知道当时的朝中"君子"和"小人"两大对立阵营。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，只不过没有人敢直接站出来承认。

庆历新政的成功施行，是改革派为国为民，励精图治的结果。但又因为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"君子之党"，令仁宗终于对他们敬而远之。真是"成也朋党，败也朋党"！